黄晓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自1989年开始从事血液病临床及实验研究，在常见血液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尤其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复发等各种移植合并症的诊断和处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在真菌感染、移植免疫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是第一个真菌感染治疗指南的执笔者及制定者之一。负责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基金、“985”基金、北京大学211基金、卫生部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和“新世纪人才”等10余项基金。国内外发表论文200余篇，综述25篇，专著20部。
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006年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2007年担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创新团队带头人；2007年度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度获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2008年获“吴阶平医学研究奖-保罗.杨森药学研究奖”二等奖; 2008年被评为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8年获中国医师奖；2009年经卫生部推荐项目“成体干细胞生物学特性与规模化制备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现兼任第八届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编；《中国真菌学杂志》、《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副主编； Leukemia中文版编委；《中华医学杂志》等杂志的编委。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实验血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第七届血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兼任Cell Proliferation、Journal of Leukocyte Biology、Microbiology等杂志审稿专家；《中国医学论坛》报血液肿瘤专刊主编。
“我从1987年开始管病人，当时提供全程无限制服务，但是当时没有名气，给人家留电话号码人家也不打电话。”1998年之后，他慢慢忙不过来了，手机号不再告诉所有人，但电话依然不断打过来，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号码。
这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黄晓军教授的门诊。
黄晓军1987年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攻读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工作至今。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黄晓军和他的团队。
“医生不是神。”黄晓军对记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名医，就是别人有80%的把握，我有81%的把握。”
病人还是慕名而来。很多人已经确诊，还非要花三五百元挂个号，听到黄晓军一句话才能甘心。
不过，真正让黄晓军出名的，是他建立的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体系。
艰难的开端
通过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在普通人群中找到合适供者的几率为几万分之一，在骨髓库中找到相合骨髓更是难上加难。传统方法采用同胞兄弟姐妹的骨髓，但相合率也只有25%。而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25%的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单倍型（半相合）骨髓移植不要求配型全合，可以进行父母和子女间的移植。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和全世界的白血病专家纷纷开始研究，主要思路是去除导致排异的T细胞。1994年，意大利医学专家Aversa首先实现了去T细胞骨髓移植。但由于T细胞同时具有抗白血病的作用，去T细胞技术的治愈率只有30%~40%。
1994年，黄晓军还是个学生。他也在思考：T细胞是个矛盾的细胞，具有两面性。老外的思路是消灭它，那么能否改造T细胞，抑制其排异的功能，只发挥抗病的功能？
从1996年开始，他进行了一些尝试，结果受到一连串打击。“一直到2000年，按这个思路申请的项目都没有成功。有的专家把我认真写的东西往纸篓里一扔，他们觉得我的想法在科学上不成立，但是不成立正好是创新的地方。”
2000年，黄晓军从学校申请到10万元青年基金。如今手握上千万元科研经费的黄晓军对那10万元钱记忆犹新：“当时对我来说不少了，科学是要允许探索的，这笔钱对我的发展很重要。”
利用这笔钱，黄晓军作了第一例体外实验，结果，本来已经不治的病人居然救活了。半年后尝试了一次，又成功了。如今，他的这种单倍型骨髓移植技术的成功率达到60%~70%，同全相合移植成功率相当。
把风险看作是挑战和机遇
山东的一位病人曾说：“黄大夫真神，用十几块钱的药就治好了我的病。”一位病人家属也对记者说：“黄大夫总有神来一笔。”
“他确实能用几十块钱救一条生命，但是艺高人胆大的背后是很辛苦的。”血液科副教授刘代红说。
每天早晨7点刚过，黄晓军就开始查房了。每周一他总是一个人查遍5层楼的80多个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
他在医院的时间一般是早7点到晚7点。“绝对的工作狂。”医师王昱说，“而且不是无奈下这样做，他确实是乐在其中。”
他对工作的执著令很多人不解：腰椎间盘滑脱，疼到不能走路，结果做完全麻手术的第二天，居然一个人下楼看病人去了。
有人说，黄晓军的脑子就像电脑——他能记住病人的任何一个小细节、背出病人一项检查项目连续几个星期的数值。“一方面是聪明，另一方面是他极其用功。”刘代红说，“黄大夫跟其他学科带头人不一样的是他的执行力，事必躬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接受《中华养生》节目专访
同事们爱问他：你一天睡几个小时？是不是从小精力就特别充沛？
“我认为我做到了以身作则。”黄晓军说，“当然我也不是天生适合这行，是慢慢让自己适应的。”
对家庭，黄晓军谈得不多。同事们反映，他曾经承诺每周至少陪家人吃一顿饭，但现在肯定做不到。刘代红说：“加班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黄晓军说，家里很支持，只是上高中的儿子坚决不学医。
骨髓移植后容易出现各种合并症，由于病人没有白细胞，很难进行鉴别诊断，看护期在1年左右。曾有一个病人说：“这1年来脑子里就两个字：怕死。”
刘代红介绍：“病重的病人，每天堆5000元、8000元的进口药谁都会，但是花费很大，病人的脏器也会承受很大的毒性。黄大夫就在努力作鉴别，用最小的代价解决问题。这要花很多脑筋，冒很大风险。有些病人按常规走已经不行了，但是黄大夫每每险中取胜。医生的头不好当，要在技术上服人，黄大夫这点让大家很佩服。”
“更多的时候我把风险看成是挑战和机遇，是创新的过程。”黄晓军说，“一个医生如果不敢面对风险，他绝对不会成为大家。大部分人被风险压下去了，只有顶着风险的人才能冒出来。”
黄晓军很善于总结，一次有个孩子抢救了几个小时还是去世了。病人的父亲处理完后事回来收拾东西，发现黄晓军还在病房查资料，就劝他回家休息。他说：“如果其他病人能从中受益的话，我就对得起死去的孩子了。”
黄晓军一直希望能解决具有共性的问题。他对科里的医生说：“看病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承担责任的，把情况给病人分析完然后让他找别人去解决，这样永远只是个案。另一种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注意抽象为科学问题，证明对错，每个人都能力有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
把病人放在心里
在好医生网上，对黄晓军态度的好评要比疗效的好评低。“我脾气不是很好。”黄晓军承认。有时他会对着门诊室里蜂拥而上的人群吼“出去”；有时也会“训”病人家属“瞎搀和什么呀”；刚接触他的人都反映：黄大夫总是没有表情。
“我不认为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黄晓军说，“有人提倡微笑服务，我每天面对的都是要命的病人，怎么笑得出来？我给的是内容上的服务，我的责任就是时刻把病人放在心里，尽全力对待病人。”
一次黄晓军发现一个病人前一天夜里心率非常低，他找到夜班医师：“这么低的心率你们不害怕？怎么敢睡觉？治重病不要跟病人说，但是我们脑子里要时刻想着：他会死吗？”
“很多人说他狂傲，那是不了解他。”刘代红说，“他就是个很直的人，脑子里事情太多，没时间绕弯子。”
听医生们汇报病情时黄晓军爱反问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证明？有时候会直接打断对方：“这3点不要讲了，直接讲有什么问题。”批评起人来让旁听的记者都不禁脸红。
“可能是职业病吧。”黄晓军解释道，“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在病人的问题上必须严谨，骨髓移植的事容不得出错。”
好在同事们早已习惯了。王昱说：“以前挺怕他的，现在好多了。他自己效率很高，如果我们效率低或者执行得不好，他就急了。但在职业发展上对大家的帮助黄大夫绝对不遗余力。所里人的文章几乎都经过他修改，而且今天给他，明天一定改好。”
对小病人，黄晓军显得尤其和气，不时开个玩笑。一名小病人的记忆力出了问题，很着急。黄晓军指着记者问：“还记得她吗？”病人回答不记得。黄晓军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不是记性挺好的吗，你确实没见过她。”
刘代红回忆，曾经有一次，一个患者的刚上高中的儿子为了给他献骨髓休学了。“平常我们跟黄大夫说话一定要先想好，不能说废话，他没时间听。但是他那次就坐下来做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一直说到那孩子答应回去上学为止。”
坚持不放弃
黄晓军的门口总是围着人，一出门便围上来：“黄大夫你看看我孩子吧，他的情况已经很糟了。”确实，人民医院血液科这些年接收了不少高危、难治的病人，浙江女孩陈宇就是其中之一。
陈宇20岁，1岁多时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相依为命。2006年，陈宇被诊断为白血病，后来多次复发。去年11月，上海一家医院断定她“没法治，治不好，过得了元旦也过不了春节”。
绝望中，陈宇的母亲严月婷来到北京。
据血液科教授许兰萍介绍，陈宇当时早幼粒细胞达到52%，同时并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DIC）。“当时很多人觉得肯定没治了，但是黄大夫果断地接收了她。”
“我跟黄大夫说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没有女儿我就什么都没了，你救了我女儿就救了我们母女两个。黄大夫听完低了一下头，他说‘只要是我的病人，我就会千方百计地看好他’。”严月婷向记者回忆道。
黄晓军用一名福建病人的例子鼓励严月婷。那个病人长期患病，由于花钱太多看不到希望，父母放弃了治疗。但是黄晓军让他坚持吃一种较为便宜的药，最后居然痊愈了。
“听了这话我哭得特别厉害。”严月婷说，“以前我根本碰不到这么好的医生，那时候只有我在坚持，所有医生都放弃了，都劝我不要治了。”
为给陈宇治病，血液科上下高度紧张，黄晓军甚至修改了已成定式的方案，并亲自参与到很多细节中。“在出现DIC的状况下进行预处理，我们查文献都没查到。”许兰萍说。他们估计成功率在1%~5%，很可能还没植入病人就不行了。
严月婷回忆：“手术前我就觉得是见女儿的最后一面了。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陈宇骨髓植入成功。
4月9日黄晓军查房时陈宇正盘腿坐在床上吃饭，谈笑自如。“你正在改写历史、创造奇迹，知道吗？”黄晓军一进门便说。
“高危的病人，我们只要跟家属说清楚，病人走了也很正常，这个行业中很常见，但是黄大夫从来不轻易放弃。”刘代红说。
北京女孩吕侍怡19岁，急性白血病，跟陈宇一样，没有化疗就直接进行了移植手术。“从那天起，我就感觉掉进了冰河，上面封着，没有空气，没有出头的时候。”她的母亲周国弘说，“我女儿当时输液血都顺着输液管往外流，全身炎症此起彼伏。当时从骨髓库中找全相合的骨髓已经来不及了。”
周国弘夫妇都是律师。她说：“要说挑刺，律师最容易挑毛病，但是这里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热情、责任、医术结合得非常好，我在这里9个月挺受教育的，自己的精神都升华和净化了。医生能这样对我们，即使孩子真有一天走了也没有遗憾了。”
每个人都有积极性
血液科不是热门科室，但是人民医院血液科一个月有近4000例病人的门诊量，每年有300多例骨髓移植手术，其中一半是单倍型移植。很多患者对记者说，只有人民医院一家能做。
“其实不是，全国很多医院采用了我们的模式。”黄晓军说，“但是病人看名气，所以一步领先就会步步领先。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差距，这个差距体现在整体。我不是保守技术思路，而是建体系的思路。”
上任所长3年以来，黄晓军调整和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打造团队。“我们一直强调要建成国际一流水平，改变单项发展的局面，如何改变？不改变人永远也改变不了！”黄晓军对同事们说，“现在有这么好的平台，如果每个人能从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我们就能全方位地发展起来。”
据刘代红介绍，黄晓军花心思考虑团队中每个人未来的专业方向。他也提醒大家：“不是混的时间长临床技能水平就高，要靠琢磨。”血液科每周有1小时的集中学习时间，两年多来从未间断。一次一位外科大夫过来参加，说：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只在上世纪80年代看得到。
在岗位设置上，他让每个人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大家积极性很高。比如博士毕业一两年就能给主治医师的岗位。“我当主治医师两年多，自己感觉到成长得很快。”王昱说。
虽然对于年轻人成长和团队建设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也要承担更多。“我们想找他肯定能找到！”王昱说，“黄主任周一到周五保证在北京。而且只要问他，答复从来不会模棱两可，都是他承担全部的责任和风险。病人重了他恨不得比我们看得还勤。这样我们下面人干活就比较踏实。”
“他经常说要相互补位。中国人在一起干活容易内耗，黄大夫这种方式从组织结构上保证大家都能有事业上的发展，又能相互配合。”
“建设团队，有些人没有能力，有些人自私，只展示自己。我的思路是要把大家都带上去，水涨船高，重要的一点是我很自信，不怕被他们超过。”黄晓军坦言。
在工作上，黄晓军很少采用行政手段，而是进行很多理想、理念和方法学的教育。“人没有追求光压他压不出来。医疗不仅仅是理论和技术，信誉度、敬业精神、形象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培养职业生涯，保证队伍5年、10年、20年还能发展。”
2007年，人民医院血液科获得教育部年度创新团队，这在临床团队中是很少见的。
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黄晓军很自信，也很坚持。
“常人是为了享受生活来到这个世界上，黄大夫不是，他一定是志存高远的。”刘代红说，“没有远大的目标的支持，他这么多年坚持不下来。我说他是工作狂他不爱听，但实际上工作就是他的全部。”
虽然身边的人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远大目标，但是黄晓军心底确实有个希望：“我真的希望能为提高中国科技实力做些事情。让外国人觉得中国人不错！中国水平不差！”
1998年黄晓军去美国学习，妻子也顺利找到工作，临走时美国老板不断留他，但他还是回国了，他说从来没想过待在美国。
目前，国际上单倍体移植有两个流派，一个是Aversa，一个是黄晓军。虽然Aversa的成功率低一半，但他的体系仍是主流。“到了今天，国外也只是对我的体系感兴趣，没有接受，他们觉得是不是只对中国人有用。”黄晓军说。
周国弘也向记者透露：“当初准备做手术时，很多朋友持反对意见，说这个技术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的东西能相信吗？”
如今，黄晓军希望能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最近两年我和Aversa经常碰面，在同一个国际讲坛上作报告，他讲上半部分，我讲下半部分。至少现在我们能在同一个层面上交流，国际上有了我们的声音。”
